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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早年经历

宋太祖赵匡胤(927年3月21日-976年11月14日),字元朗,宋朝开国皇帝。后唐明宗天成年间(927年3月21日)生于洛阳夹马营,祖籍涿郡,父亲赵弘殷,母亲杜氏。赵匡胤于后汉隐帝时投奔郭威,其后郭

宋太祖赵匡胤(927年3月21日-976年11月14日),字元朗,宋朝开国皇帝。

后唐明宗天成年间(927年3月21日)生于洛阳夹马营,祖籍涿郡,父亲赵弘殷,母亲杜氏。赵匡胤于后汉隐帝时投奔郭威,其后郭威废汉建周,得任东西班行首,始入宦途。后从征南唐,多有功绩。

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柴荣于北征回京后不久驾崩,逝世前任命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掌管殿前禁军。次年(960年)元月初一,北汉及契丹联兵犯边,时任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的赵匡胤受命前往御敌。初三夜晚,大军于京城汴梁东北二十公里的陈桥驿发生哗变,将士于隔日清晨拥立赵匡胤为帝,史称“陈桥兵变”。大军随即回师京城,后周恭帝柴宗训禅位,赵匡胤登基,改元建隆,国号“宋”,史称“宋朝”、“北宋”。

历史上的柴荣是怎样的一个皇帝

一个词概括,盖世雄杰。

五代十国的乱世,在他手上走向统一。如果按照正常的轨迹他完全可以重建盛唐,更别说驱逐契丹收复幽州了。结果39岁就暴病而死,后周交到赵匡胤手上完全成了重文轻武,软弱无力的畸形儿。因为柴荣的突然离世,整个历史的轨迹,中国的命运都改变了。

赵匡胤以前是他的先锋大将,最信任的小伙伴之一。结果柴荣在御驾亲征契丹的途中突得暴病而死,然后很快赵匡胤就发动兵变夺取了政权。其他的小伙伴要么就是被赵匡胤干死了,要么就是被解除了兵权。很快赵匡胤又被他弟弟赵光义发动政变给弄死了。赵光义好大喜功,性格阴险而又无能,为了证明自己而贸然进攻幽州,结果柴荣拉扯十年建立起来的百战精锐,因为外行错误的指挥一战而全军覆没。

总而言之,柴荣如果有机会完全可以建立千古一帝的不世功业。就当时中国的形势来说,柴荣已经走到了统一中国的最后一步,结果被人阴死后上台的逗比连这最后一步都给走毁了。

赵匡胤是怎样当上皇帝的?

赵匡胤当上皇帝的过程如下:

赵匡胤本来是后周的大将,然后通过“陈桥兵变”夺得后周的皇位,这是在周世宗柴荣驾崩之后发生的,而且他在逝世前任命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掌管殿前禁军。赵匡胤在位期间,依据宰相赵普的“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策略,最后统一全国。

扩展资料:

后汉初年,赵匡胤到处游历而没有遇到住的地方,便在襄阳一座寺庙里住下。有一个老和尚善于看相,看到他之后说:“我把我所有的全部资助给你,你往北去会有奇遇。”赵匡胤往北去以后,于乾祐元年投身后汉枢密使郭威帐下。

广顺元年,郭威称帝,建立后周,赵匡胤补任东西班行首,拜滑州副指挥使。广顺三年(953年),郭威养子柴荣为开封府尹,赵匡胤转为开封府马直军使。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赵匡胤

茶马古道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今日我们所谓“茶马古道”,实为源自古代的“茶马互市”,即先有“互市”,后有“马道”或“古道”。它主要穿行于今藏、川、滇横断山脉地区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域,是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的一条古代商道。也是我国古代西部地区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汉藏民族间的一种传统的贸易往来和经济联系之道。这种贸易有悠久的历史,远在唐朝就已有文献可考。中唐以后,茶不但在内地有广大的市场,而且运销塞外。据史籍记载,早在唐中期,“世界屋脊”上就盛行饮茶之风,汉地物产在藏族地区惟茶叶一项最为人民所喜爱。当时输入藏区的茶种应有尽有。如李肇《国史补》下卷中说: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日:“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日:“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诸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琶邕湖者”。足见唐代已有各种茶叶从内地输进藏区。

宋时内地茶叶生产有了飞跃的发展,“茶马互市”也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贸易。政府明文规定以茶易马。元丰“四年(1081年),群牧判官郭茂恂言:‘承诏议专以茶市马,以物帛市谷,而并茶马为一司。臣闻顷时以茶易马,兼用金帛,亦听其便。近岁事局既分,专用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且茶马二者,事实相须,请如诏便’。奏可。仍诏雅州名山茶为易马用。自是蕃马至者稍众。”(《宋史》《兵十二·马政》)。

宋朝统治阶级为什么如此重视“茶马互市”?南宋人张震曾指出:“内以给公上,外以羁诸戎,国之所之,民恃为命”(见《宋会要·食货》)。几句话是否回答了这个问题?具体地讲,“茶马互市”除为朝廷提供一笔巨额的茶利收入解决军费之需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茶马贸易,既维护了宋朝在西南地区的安全,又满足了国家对战马的需要。契丹、西夏和女真等的崛起,及其对两宋政权的严重威胁,迫使朝廷保持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友好关系,维持西南地区的和平安宁,不致腹背受敌,能够腾出手来集中力量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同西部的藏族搞好关系,对两宋政权的防务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另一方面,没有藏族人民的重视和支持,“茶马互市”和“茶马古道”也就无法形成。那么,藏族为什么重视“茶马互市”呢?首先藏族人民对饮茶的爱好是任何其他的爱好都无法与之比拟的。有人形容藏族人民爱茶“倚为性命”。这种说法一点也不过分,无论任何时候,藏族人民招待客人首先端出来的就是茶,送的礼物第一项就是茶叶加哈达,购买东西首先要买的就是茶,出外旅行必带的也是茶,家务繁多,最重

要的是煮茶。总之,藏族人民的生活中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饮茶。他们渴了喝一点茶比什么都甜蜜;累了饮几口热茶能立即消除疲劳,提起精神;冷了喝一碗油茶(碎骨熬的茶)立刻暖遍全身,病了饮一口浓茶能解毒去病。难怪唐代皮日休为陆羽的《茶经》写的序中说:“命其煮饮者,除瘠而病去,虽疾医之不若也。”藏族用茶,确实是煮饮。有些地方,也像古代汉族人民那样把茶当药物服用。在藏族牧区,用煮过的茶喂牲畜,马吃茶长膘快,牛吃茶增加奶量。尤其藏族人民平时食用肉食乳汗较多,喝茶可以解油腻,助消化。因此,对于长期以来过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的藏族人民来说,虽不需要外界供给很多的东西,但是茶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正如南宋人阎苍舒所说:“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续文献通考》卷二二)。对于这一点,历代的中原统治者最清楚不过了。因此,茶叶自宋以来不但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北、西南地区藏族之间的大宗经贸产品,而且也成为与藏族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的物质力量和进行政治控制的经济手段。

四川是全国著名的产茶区。其中名山的蒙山以夏禹足迹所至而有“禹贡蒙山”之称,以入贡“仙茶”久负盛名并列诸经史。早在蜀国望帝以前,四川先民就发现了茶叶,经过药用、食用,发展成为重要饮料。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厉史。到了唐代,蒙山之茶列为贡茶之首,于是有了大诗人白居易:“茶中故旧是蒙山”之说。据《元和郡县志》记载:“严道县(汉代设荣经,唐代雅安”南十里有蒙山,今岁贡茶蜀之最”。到了宋代,茶叶生产已遍布川西各地,名茶四起,品名众多,其中一部分“用于博马,实行官营”。据文献记载宋代熙宁十年(1077年)前设置的二十个买茶场,都在成都府辖区的眉、蜀、彭、绵、汉、嘉、邛、雅等州境内(《宋会要·食货》),而宋代四川地区的产茶量也以川西平原四周为最多。两宋政权为了对四川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实行羁縻统治,在经济上则茶禁极严,“使蕃夷仰我之重”(吴泳《鹤村集》卷三七)。对愿意服从并臣属宋朝的民族则赠茶、出售茶叶和购买马匹,因此“茶马互市”便成了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联系的纽带。

宋代居住在昌都、迪庆、甘孜等藏族地区的百姓是以藏族为主的“西蕃”的一部分,东部的康定、沪定等地,则属汉藏民族杂居或交错为邻,汉藏之间经常保持着联系。这里,从事小农经济的封建生产关系慢慢地发展起来,许多封建主割据一方,互不相属。虽然,宋朝统治势力不能直接到达这里,但这里的封建霸主常派遣使臣向宋王朝贡献马匹和其他土产,并接受宋朝的封爵、赏赐。同时,民间百姓也经常把自己

的马匹赶到汉源和雅安等地交换茶叶等生活必需品。但是,北宋时期的茶马贸易市场主要还在西北地区。当时,宋朝与契丹对抗,需要大量军马,这些军马主要从西北地区的秦州(天水)、凤州(凤县)和熙河(河州)等地的市场获得。因为,这一带的马体格高大,最适合作战马用,而川西各地的马(包括昌都、迪庆、甘孜藏族地区出产的马)体格小,不宜作战马。正如《宋史·兵志》中记载:“市马分而为二:其一曰战马,生于西邮,良健可备行阵,今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其二曰羁縻马,产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产是也。”可见当时川西的茶马互市仅为羁縻诸少数民族而已,实际大量的战马来自西北的茶马交易。

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陕西(即西北)的茶马道受阻,北路马源告竭,这就是所谓“马道梗塞”,但宋朝同西北少数民族的战争并没有停止,所以仍然需要很多战马。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把茶马互市重点转移到西南地区来,而主要是在川西,并辟了西路马源。黎州和雅州,在当时既是通往藏族地区的要道,又是茶马互市的中心之地,所以宋朝规定了“专以雅州名山茶为易马用”(《宋史·兵志》)。并在名山设置“茶马祠”统一管理茶马交易。于是渐渐把原来民间零散的茶马交换集中起来,使之成为有组织的市场。从此,大渡河以南和以西的广大藏族纷纷来此贸易。有的一年一次,有的半年或三月一次,有的一月或两月一次。每年单就官府所得额定马匹达两万匹之多。公元1181年,仅黎州一处即市马3341匹。

藏族尤喜雅州、名山等地的茶,所以宋朝规定这两地的茶专用于博马,不得它用。于是以茶马为中心的汉藏民族贸易往来在昌都、雅安、汉源、康定之间,形成汉藏关系史上“茶马互市”重要的经济区。北宋时汉藏之间的茶马交易主要在黎州,其贸易道路是由今天的泸定之沈村、磨西面到汉源。南宋时则开碉门(今天全)为主要茶马市场。因此,藏汉间的茶马贸易道路改由打箭炉(康定)经瓦斯沟、天全至雅安。这样一来,黎州的茶马交易渐渐衰退。南宋对茶马交易的规定是很严的,从西藏或甘孜藏族地区出来的藏族商人只能到碉门或黎州为止,不得直接到产茶的雅州和名山,汉商也不能逾此以西。直到元代,因雅州以及部分康藏地区在行政上均隶属于陕西省,这种内外之限才打破,藏汉互市方由碉门西移至打箭炉(今康定)。

宋朝重视“茶马互市”的主观意图除了经济和军事(或国防)需要之外,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考虑,概括为两个字就是“羁縻”,正如南兵部侍郎陈弥所说:“祖宗设互市之法,本以羁縻远人,不藉马之为用,故驽骀下乘,一切许之入中”(《宋会要.兵》)。泸州知州何悫在谈到叙州设场市马时说:“西南夷每岁之秋,夷人以马请互市,则开场博易,厚以金、缯,盖饵之以利,庸示羁縻之术,意宏远矣”(《宋会要.兵》)。“茶马互市”客观上促进了藏地区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两宋时期,川西藏族地区未发生较大规模的动乱。同时,“茶马互市”过程中,宋朝政府的商务机构在沿边各地“召募蕃商,广收良马”,频繁的商务贸易往来,促进了汉藏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也加快了康藏地区社会封建化的进程。藏区的马匹和珠玉等土产从打箭炉输出,经雅安输入内地,汉族人民生产的茶叶、布帛等物资又大量地从雅安、汉源等地输出,经打箭炉远销整个藏族地区。

有趣的是藏族人民至今称茶为“甲”。据任乃强教授考证,汉族在古时也称茶为“槚”,如陆羽《茶经》中说:“其名一日茶,二曰槚”;《尔雅》中说:“槚,苦茶”,《说文》“茶,苦茶也”,唐以前茶称荼。郭璞《尔雅注》云:“槚树小似桅子,冬生叶,可煮羹饮”。因此,认为今天藏族呼茶为“甲”实际是“槚”的译音(见《西康图经》)。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茶在古时产生于内地汉区而不产于藏区,藏族对来自汉区的物产完全有可能借用汉族的称谓。正如过去从汉地传进藏族地区的萝卜、白菜等菜类,就是借用汉语名称而略有变音的。同样今天藏语口语中许多现代设备也是借用外来名称,如“电视机”“KTV”“VCD”等等。这是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况且茶叶输入藏区之始,正是藏文创字之时。藏文是根据印度古代梵文而创,而在古梵语中没有茶和指茶的文字。因此,藏文在唐代初创时,对于唐朝输进的茶叶没有现存的词汇,因此很有可能参用汉文的音义,即“槚”。

唐宋以来,汉藏人民之间通过“茶马互市”或“茶马古道”建立起来的交流和友谊,一直延续到元、明、清。元朝后,由于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统一的版图,并在西藏建立了以萨迦派为主的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中央王朝开始加强对藏区的治理。元世祖忽必烈率兵,一边用武力征服康藏各地武装,一边派人沿途“招喻西番诸族酋长,以其民入附”,凡“内附”者授以世袭官职,并“玺书及金银符”(《元史·世祖本纪》)。元采取了“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治藏政策,并在“茶马古道”沿线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土官治土民”的土司制度。自此“茶马互市”和“茶马古道”的管理、经营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元朝为了加强对康藏地区的治理,十分重视前往西藏的交通畅通,把以“茶马互市”为主干线的进藏交通线路,定为正式驿路,并一路设置驿站进行管理。元代,在川藏“茶马古道”沿线共设置了十九处驿站。从此“茶马古道”既是经贸之道、文化之道,又是国之道、沿藏之道、安藏之道。“茶马古道”的战略意义更加突出。对中央政府而言,“茶马古道”的政治和军事作用似乎重于经贸作用,到后来“茶马互市”从直接由中央政府经营,逐渐引向任藏汉民间自由互市,互通有无。到了明代茶马交易又开始兴旺发达。明洪武十七年仅天全县一带,“是岁四川碉门(天全)茶马司以茶易马,骡五百九十”(《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九)。天全、雅安地是明代藏汉之间茶马交易的主要市场,据《明史》记载:“洪武二十年(1387年)六月壬午,四川雅州碉门茶马司以茶一十六万三千六百斤,易驼、马、骡、驹百七十余匹”(见《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九)。“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十二月,兵部奏:是岁雅州碉门及秦、河二州茶马司市马,得二百四十余匹”(见《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九)。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当时茶马互市的兴旺景象。

昌都、甘孜藏族地区的各族人民,是茶马互市的积极参加者。正如《明史》记载:“每岁长河西(今康定一带)等处番商以马于雅州茶马司易茶”。当时茶马交换的定价不是很稳定的,早期考虑到藏族人民到天全、雅安等地,来回路程遥远,交通不便,因此一匹中等马就可易茶一千八百斤,由天全茶课司支给。于是,来卖马的人一天比一天多,生意兴隆。后来,明王朝又开始实行低价购马的政策,一匹上等马仅给茶

叶一百二十斤,中等马仅给七十斤,马驹才给五十斤,以后甚至下降到上等马八十斤,中等马六十斤,下等马四十斤(见《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六)。这种不等价的交换,引起了藏族人民的极大不满,许多藏族商人不愿做茶马交易,迫使明朝在永乐年初“递增其数”,于是市马者又逐渐多起来,茶马交易再度兴盛。不过这种互市只限于官府,私人的茶马交易当时是严格禁止的。明朝廷曾多次下令禁止私茶,并制定了“茶

引”制度,后来由“茶引”进一步发展到“引岸”制度。所谓“引岸”就是要固定地区,额定课税标准,由明朝官方发给特许凭证—“茶引”。没有茶引,不能经营茶业;有“茶引”者限制在一定地区销售。雅安城南关有所谓“蛮市”,即明代茶马互市旧址。明嘉靖中年,定四川“茶引”为五万道,其中二万六千道为“腹引”,二万四千道为“边引”。所谓“腹引”,即行销内地茶的凭证;所谓“边引”,即只能在边地少数民族地区销售的茶证。行销打箭炉一带的称“南路边引”,也就是后来的所谓“西康边茶”。以灌县为制造中心,行销理、茂一带的茶称“西路边引”。当时还规定每引配茶一担(一百斤左右),纳课税一两二钱,后来根据民族地区的交通运输情况,改订引茶五包纳课税一两二钱。《雅州府志》记载:清雍正八年(1730年)“南路边引”情况为,雅安二万七千八百六十引,名出一千八百二十引,荣经二万三千三百一十四引,天全三万一千一百二十引,邛崃二万零三百引。合计茶引十万零四千多张,销售地均在打箭炉。可见,自明代以来仅官府规定的茶马交易已有相当的发展。

朝廷明确规定,商人认引以后,按引纳税。虽然茶引可以转让,但非到人亡产绝,不能注销。明朝廷之所以如此控制茶叶的销售,其目的是利用茶马交易,控制少数民族,巩固其统治。尽管如此,汉藏民族人民之间的贸易关系始终不断,藏族人民经常以马匹、氆氇等物,到内地换取盐、茶叶和布匹。甘孜藏族地区的藏族人民“专务贸贩碉门乌茶,蜀之细布,博易羌货,以赡其生”。当时雅安、打箭炉等地,已成为藏汉人民互市的场所,甚至有的汉人还跋山涉水,深入到更远的藏区,从事贸易活动。随着藏汉两族民间贸易的频繁往来,官府茶马交易出现了十分萧条的景象。正如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敕右军都督府曰:……迩因私茶出境,马之入互市者少,于是彼马日贵……茶日贱”,各地土司对引岸制度的束缚表示不满。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二月,“四川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处军民宣慰司言:西方无他土产,惟以马易茶为业。近年禁约之后,生理甚艰,乞仍开市,庶几民有所养”。足见明朝制定的茶叶引岸制度实际上阻碍着汉藏贸易的发展,官府组织的茶马司也越来越不能满足汉藏民族间日益增长的茶马交易需求。因此,民间的往来贸易通过各种途径得到发展。

除了民间的贸易和官方组织的茶马交易之外,藏区诸土司的上层喇嘛还以朝贡的方式至内地贸易。他们朝贡的人数多则数千,少则数百。贡使带来的货物有马、氆氇、珊瑚、犀角……等等,货物琳琅满目,而朝廷也照例给以绸缎、茶、钞等优厚的回赐。这种贡赐关系实际起着交流货物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对贡使带来货物,官方都要给价,并准予开市贸易,途中往来可免费乘马,沿途受到地方招待,至京又获厚赏。所以藏区的土司及上层喇嘛争相前往,甚至出现冒名顶替的情况。

明代茶马交易的兴盛,促进了汉藏两地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据文献记载:明嘉靖年间,汉区的雅安、邛崃、天全、荥经、名山等地随着茶马贸易的发展,茶号商人达八十余家。与此同时,边茶的主要销售地打箭炉,明以前这里几乎是一片荒凉的牧场,仅有元代留下的碉房和红教寺院,而明代以后随着边茶在此集散,四十八家“锅庄”先后形成,日渐繁荣起来。“锅庄”实际上是明代以来的汉藏通商贸易的产物。

到了清代,尤其是乾隆以后,“茶马古道”更加畅通,但“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取而代之,出现了“边茶贸易”制度。由于交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汉藏交流为中心的各民族之间的来往增加,进入“茶马古道”沿线的商品种类大幅增加。虽然藏族对内地茶叶的需求有增无减,但同时对其他产品如丝绸、布料、铁器以及生产和生活资料等商品的需求增加。而内地对藏区的马需求明显减少,对藏区皮革、黄金以及虫草、贝母等珍贵药材的需求大幅增加,汉藏之间的贸易范围更加广泛。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把“榷茶”制度改为“引岸”制度。在经营上改宫茶为商茶,更加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的各民族之间的民间贸易的繁荣和发展。从此,从东部的康定开始经甘孜、德格到昌都或经理塘、巴塘、芒康到昌都,再从昌都到拉萨,由康藏地区大寺院、大土司、大商人组织的商队马帮络绎不绝。骡铃声声,马蹄阵阵,“茶马古道”翻开了新的一页。曾经一段时期内,英帝国主义拉拢汉族茶工到锡金种植茶树,发展茶业,企图争夺对藏区的贸易市场,进而达到削弱和破坏汉藏关系之目的,然而藏族人民仍旧千里迢迢来内地换购他们喜爱的“边茶”。1941年统计,仅康定出关的茶叶达50万包,其中运到拉萨一带的有20万包。

“茶马古道”作为一条连接内地与西藏的古代交通大动脉,历经唐、宋、元、明、清,虽然最后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但其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不可低估:

1)茶马互市的发展和“茶马古道”的繁荣,促进了川藏和滇藏沿线高原城镇化的发展。如沪定、康定、德格、甘孜、巴塘、中甸、昌都等比较著名的高原城镇就是随着“茶马古道”的开通、繁荣而相继出现的。其中康定作为“茶马古道”上的交通咽喉,在唐、宋时只是一个架设帐篷的临时露天市场。“明以前这里几乎是一片荒凉的牧场,仅有元代留下的碉房和红教寺院,而明代以后随着边茶在此集散,48家锅庄先后形成日渐繁荣起来。‘锅庄’实际上是明代以来的汉藏通商贸易的产物。”(见拙著《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随着茶马贸易,以“锅庄”形式的固定货栈纷纷兴起,于是市场勃兴,人口递增,成了康藏地区的商品重镇。在它最兴盛之时:“炉城严如国都,各方土酋纳贡之使,应差之役,与部落茶商,四时幡凑,骡马络绎,珍宝荟萃,凡其大臣所居,即为驮商集息之所,称为锅庄,共有四十八卜家,最大有11家,称八大锅庄。有瓦斯碉者,锅庄之巨擘也,碉在水会流处,建筑之丽,积蓄之富,并推炉城第一。康藏巨商成集于此,此则番夷团结之中心也……全市基础,建于商业,市民十分之八九为商贾。”(《西康图经.西域篇》),由此可见一斑。

2)“茶马古道”也是各民族交往和融合之道。近千年来,随着“茶马互市”的发展和“茶马古道”的开通,汉、藏等各民族常年往来其间,尤其元代以后,汉族居民一批接着一批源源不断地涌进康藏地区,形成了一首山歌中所唱的“山上住的是藏人,山下住的是汉人,虽然住处各是各,每天生活在一起”(见拙著《甘孜藏族自治州史法》),汉族居民沿着“茶马古道”移居康藏高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他们和藏族人民一道从事各种生产,促进了康藏地区的经济发展、市场繁荣、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

3)最重要的是历代中央王朝通过“茶马互市”和“茶马古道”,实现了“羁縻”政策,从而更加巩固了西南边疆,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因此,“茶马古道”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一样,在促进西南地区,尤其是康藏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茶马古道”不仅是经贸之道、文化之道,也是重要的政治之道。在治藏安康方面产生过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4)2002年6月,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联合主办了规模宏大的“茶马古道”综合科学实地考察活动。我应邀作为这次考察和研讨活动的总顾问、总领队,与来自全国十多个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和十余家新闻媒体的记者、编辑人员,共同乘车走完了从成都到拉萨的几千公里川藏一线的“茶马古道”。经过实地考察和反复研讨,大家认为“茶马古道”虽然今天已成为著名的古历史文化遗产,但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条件下,如果对它进行深入的挖掘、精美的包装、大力的宣传,研究和开发“茶马古道”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茶马古道”与“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等一样,曾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西部国际贸易古通道之一,在古代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和古文明传播中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也是历史上中国藏区连接祖国内地,并外延至南亚和中亚的纽带;是中国西南各民族自古以来相互交往、融合的走廊;是历史上西藏各族人民和中华各族人民同生共存、团结和睦的桥梁和象征;也是藏汉民族不断交融和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历史见证。

第二,“茶马古道”沿线所经过的藏、川、颠都是少数民族地区,又是地势差异最复杂、中纬度海洋性冰川最发育、地表作用最活跃的高原,拥有众多而又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完全具备成为世界级精品乃至极品旅游热线的可能。如果国家把“茶马古道”纳入西部开发的重大项目,川、颠、藏三省区连手合作,把开发这条“世界屋脊”上的黄金旅游线作为带动地区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突破口,我们相信它将能带动川、颠、藏最贫困地区百万各族人民脱贫致富。由此也可以达到我国藏区社会长治久安,经济快速发展的双赢目的。

第三,“茶马古道”穿越我国著名的横断山脉,沿线独特的高山峡谷,景色壮丽,森林茂密,民族文化丰富多采,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地方迄今仍然是一块净土,具备走经济、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条件。

第四,在“茶马古道”学术研讨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茶马古道”无论在自然资源还是文化资源上都是一条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古道,它的旅游品牌效应具有不可复制性,拥有巨大的国际旅游市场潜力,对国内外游客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参考资料:http://info.tibet.cn/periodical/zgzx/2002/03/t20070427_231405.htm

俄姓的由来

俄[俄,读音作é(ㄜˊ)]

姓氏渊源:

1、源于风姓,出自远古伏羲大帝之妹女娲氏,属于以先祖名字转意为氏。

女娲氏又称俄祖,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创世女神。传说她与伏羲是兄妹,她与伏羲结婚而产生人类,后来女娲禁止兄妹相婚,这反映了中国原始时代由血缘婚进步到族外婚的情况。

传说女娲用黄土仿照自己造成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还有传说女娲补天,即自然界发生了一场特大灾害,天塌地陷,猛禽恶兽都出来残害百姓,女娲熔炼五色石来修补苍天,又杀死恶兽猛禽。

传说女娲制造了一种叫笙簧的乐器,于是人们又奉女娲是音乐女神。《风俗通义》记载她替人类建立了婚姻制度,使青年男女相互婚配,繁衍后代,因此被传为婚姻女神。

女娲生卒年为公元前7759~前7653年,出生地在凤州(今陕西宝鸡凤县),在位起讫公元前7707~前7653年,立都于凤城(令河南济源),年号为女皇元年(公元前7706年)。

女娲是伏羲氏族凤姓部落一位大酋长的女儿,于壬寅年(公元前7759年)出生在凤州。她十六岁时,伏羲以一双精致的狐皮为聘礼向她求婚,二人结成了夫妻。此后他们便住在了凤州,先后生下了四个儿子,长曰羲仲,次曰羲叔,三曰和仲,四曰和叔。

关于女娲的传说很多,一直流传至今,影响甚为广泛深远。至今中国云南的苗族、侗族还将女娲作为本民族的始祖加以崇拜。

女娲之后,社会逐渐由母系氏族社会转向父系氏族社会,其部族民众中有以女娲之别称“俄祖”为姓氏,称俄氏,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

2、源于鲜卑族,出自古鲜卑族拓拔部俄氏部族,属于以部族称谓汉化为氏。

古鲜卑族拓拔部有俄氏部族,亦称娥氏,在史籍《魏书·官氏志》中有记载。在北魏政权迁都洛阳后,北魏孝文帝拓拔宏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俄氏部族取谐音汉字为姓氏,称俄氏、娥氏。

3、源于纳西族,出自纳西族神话英雄俄英都努,属于以宗教信仰为氏。

在纳西族东巴文化的神抵天地里,有一个远古祖先谱系,当中的代表人物都成为东巴文学中的主人公形象,其中后的俄高勒及其姐姐俄英都努、高勒趣和等都有相应的神话故事。祖先神话的代表性作品有《蝙蝠取卦书》、《白蝙蝠取经记》、《俄英都努杀猛妖》、《高来秋沃受》等。《俄英都努杀猛妖》是东巴文学中很有价值的名篇,记述的是俄英都努杀妖的业绩:

俄氏九兄弟在山原上放牧,丢了一头黑眼大黄牛。兄弟九人便带着九条猎狗上山去寻找。不料被猛鬼吃掉八人八犬,只剩下俄高勒一人一犬。

留在家里的妹妹俄英都努,下决心要报仇,就打扮得漂漂亮亮,到猛鬼山上去了。

猛鬼遇见俄英都努,问她到何处去?她强装笑脸,说她特地来找伴侣。

猛鬼便向她求婚,俄英都努随之到了猛鬼的岩洞。在猛鬼的洞里,她看见八个人头、八碗血水、八副弓箭,八个狗项圈,俄英都努伤心之下,日夜哭泣不止。

猛鬼主问她为什么哭?她就乘机探问猛鬼的秘密。猛鬼主无意间说出了自己的致命弱点:不能炒空锅,不能舂空礁,不能折断细针,不能拉断细线,否则它就会丧命。

等猛鬼外出找食时,俄英都努就炒起空锅,舂起空礁,折断细针,拉断细线,捣烂猛鬼的家,并带着八兄弟的头骨和所有遗物,逃离了岩洞。

猛鬼发觉后追了上来,快要追上时,俄英都努就扔一样东西打之。东西扔完了,猛鬼仍然紧追不舍。俄英都努只好藏到山神的野猪窝边。

野猪问她来做什么?她就说是来帮它抚育猪娃。等到猛鬼追来,俄英都就用倒歌小猪的耳朵,整窝小猪大叫起来,大野猪听到小猪的惨叫声,以为是猛鬼要来吃小猪,怒不可遏,就直奔猛鬼,把它戳得粉碎。

这是一部反映纳西族早期生活的神话长诗,作品中有明显的母权制的痕迹,这在东巴文学经籍中是不可多见的。复仇的英雄是女性,这绝非偶然,俄英都努本身就是母权制尚未消失的一个影子,反映出纳西族社会父权与母权的复杂交叉,说明正是母权制走向衰亡,父权制开始确立的历史过渡时期。

纳西族人民非常崇敬俄英都努,许多人都以“俄英”为姓氏,后有汉化省文简化为俄氏者。

4、源于回族,出自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之圣妻俄绮舍,属于以宗教信仰称谓汉化改姓为氏。

俄绮舍,亦称阿以舍,是伊斯兰世界大贤艾布伯克的女儿,她九岁与穆罕默德结婚,和穆罕默德共同生活了九年。俄绮舍聪明而善文学,曾参与了穆罕默德的政治生活,对日常生活方面的伊斯兰教圣训知道得最多,从她那里传下伊斯兰教圣圣训二千二百一十段。俄绮舍于回历五十八年(公元681年)逝世,终年六十五岁。

按:

这里所指的“回历”(Anno hegirae,Islam calendar),为伊斯兰教历法,亦称“回回历”、“希吉来历”。

回历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正式传入中国。当时元朝政府在大都(今北京)建观象台,由回回天文学家札马鲁丁任“提点”(天文台台长),制造七种天文仪器进行观测,并编撰该历颁行全国,对中国元、明、清三朝的历法有一定的影响,

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后,元朝政府颁行郭守敬编制的“授时历”及明朝时期在全国实行的“大统历”,均曾参照回历而制定,在清朝初期仍一度使用。至今中国信奉伊斯兰教的各少数民族在斋戒、朝觐、过节等宗教活动中仍使用回历。

“希吉来”,系阿拉伯语Hidjrah之音译,意为“迁徙”,特指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公元570~632年)于公元622年9月由麦加迁至麦地那,回历即以这一历史事件为纪元,并以此年阿拉伯太阴年的岁首7月16日为元年元旦。

回历是纯阴历,其计算方法是:

回历以月亮圆缺一次约历29日12时44分2.8秒为一个月,十二个月共354日8时48分33.6秒为一年。其月份凡单月为大月30天,双月为小月29天,不置闰月。全年天数为354日,所余8时48分积至三年左右多出1日,在三十年为一周期的第2、5、7、10、13、16、18、21、24、26、29等年内,于12月末置一个闰日,带闰日的年份为355日。

回历按该历全年实际天数计算,比地球的真实回归年少10日21时1分,故而每积2.7回归年相差一个月,积32.6回归年相差一年。每年第九个月(阿拉伯语称“赖买丹”)为斋戒月份,10月1日是开斋节日。第十二个月(阿拉伯语称“助勒·希哲”)上旬为朝觐日期,12月10日是宰牲节日。

回历使用七曜(日、月、火、水、木、金、土)纪日的周日法,每日的开始从日落时算起。每周逢日曜是“主麻”,穆斯林在这天“聚礼”。

5、源于佤族,出自云南俄山,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佤族共有人口三十五万余人,其中云南有三十四万七千多人,是云南特有民族,主要分布在沧源、西盟、孟连、澜沧、耿马县,镇康、双江等县也有少量分布。

佤族的先民在先秦时期便是“白濮”族群的一支,唐朝时期称为“望蛮”、“望苴子”、“望外喻”;明朝时期称“古刺”、“哈刺”;清朝初期称“卡佤”、“阿瓦蛮”等。

佤族的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崩语支,有四种方言。佤族民间文学丰富而优美,沧源岩画十分有名,是佤族艺术的珍品。

佤族人原先没有姓氏,在唐朝中叶以后开始仿照汉族按所居地名为部落取称,其以所居地云南俄山(今云南玉溪峨山)为部落名称者,称俄氏。

6、源于蒙古族,出自蒙古族俄格德格部落,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蒙古族从母权社会过渡到父权部落之后,每个部落就是一个亲族。由于一个部落的人都有着血缘关系,所以那时每个部落除战争中掠夺来的奴隶外,所有家庭大都是一个姓氏。蒙古族的姓氏大体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以本部落的名称为姓。《蒙古秘史》中记载着成吉思汗上十一世祖孛端察儿掳一女俘,问:“汝何氏之人?”彼妇人日:“我札儿赤兀惕·阿当罕·兀良合真氏也。”兀良合是部落名称,阿当罕是自己的本名,札儿赤兀惕是氏族的名称。所以,这个女俘姓兀良合真(真,表示女性,若是男人就称兀良合歹),名字叫阿当罕,是札儿赤兀惕氏族人。姓名称呼的顺序是:姓氏、名称、族属。东蒙地区的喀喇沁旗札萨克、台吉的蒙古族人均姓乌,就是兀良合(也称乌梁海)人者勒篾(成吉思汗时四杰之一)的七世孙和通始建喀喇沁部的缘故。这就是取本部名称词首为姓。在《元史》第一卷第一页关于成吉思汗的记载中,也把姓氏直接记为:“铁木真,姓奇渥温氏。”奇渥温,也记作“乞彦”,也是成吉思汗所属部落的名称。今鄂尔多斯的奇姓,均由此而来。拉施特《史集》记述塔塔儿部落时即说:“凡是出自此部落的人,如果是男子便唤做秃秃黑里歹,若是女人就唤做秃秃黑里真。”

第二种,就是以本氏族的名称为姓。合撒儿(成吉思汗仲弟)之后裔所建的科尔沁、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札赉特诸部的札萨克、台吉均姓包氏,就是源于合撒儿出世的孛儿只斤(也记作博尔济吉特)氏族之故。这就是取氏族名称词首为姓;乐土默特(原居东部区卓索图盟)的宝氏,也出于此,因为包、宝谐音所致。

第三种,就是以祖先的名字为姓。在古代,如元丞相、主修宋辽金三史的脱脱,本是蔑儿吉氏。其后人却以脱脱为姓,元代有脱脱尼,明朝有脱脱卜花。现代人以祖先的名字为姓的,如,出生在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民族英雄嘎达梅林,从他先祖莫勒特图以后,开始取“莫”字为姓,谐音记作孟,所以嘎达梅林汉名叫作孟青山。又如,郭尔罗斯前旗王爷驻京代办富格日特,远祖兀良合人,本姓乌和吴,但富格日特的后代已取“富”为姓了。东蒙地区蒙古族像这种转姓的情况实存不少。

蒙古族人的名字,一是按民族心理习惯命名。这也分各种情况。有的男人习惯以历史人物命名,如帖木儿、康熙、罗成等;有的以长辈期望、意愿命名,男子多以幸福、大喜、坚强、富有、结实之意命名(如吉日格郎、巴雅尔、巴图、白音、布和);有的以勇猛矫健的禽兽命名(如阿尔斯冷——狮子,巴尔斯——老虎,布日格德——雄鹰);也有的按婴儿出生时,祖父的年龄命名的,如:塔奔台(五十)、吉仁台(六十)、乃仁台(八十)、依仁台(九十)等;也有直用汉语的,如五十六、六十三、八十二等;还有按蒙古古代公认的社会称呼命名的,如巴特尔——勇士或骑士,必勒格——智者,篾尔干或麦尔根、莫日根——神箭手,薜禅、彻辰或思钦——贤者等;还有以贵重的金、银,坚硬的铜、铁命名的,如阿拉坦(金)、孟恩(银)、铜宝、铁宝等。女子习惯以明亮的星辰命名,如娜仁(太阳)、萨仁(月亮)、敖登(星星)等;也习惯以美丽的花草树木命名,如其其格(花儿)、其木格(花蕊)、牡丹、海棠、梅花等;也有以自然物命名的,如塔娜(珍珠)、哈森(玉石)、水灵(翡翠)、乌云(蓝色宝石)等;也有象征着女人命运的名字,如呼吉雅(儿子的命运)、杜达古拉(带弟)等。女子按出生月份命乞的也颇多,如正月、三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冬月、腊月,惟独没有二月和四月的名字。大概是因为“二”字蒙语发音不响亮,“四”与汉语“死”谐音之故吧,所以没有叫二月和四月的名字。

二是西藏喇嘛教传人东蒙地区以后,许多长者专门请喇嘛、活佛给儿子赐名,所以多有藏名,如尼玛、仁钦、桑卜、扎布等。

三是随着历史的进展,蒙、汉民族长期杂居和互为影响所致,有的蒙古族人在名字的前面加上了姓氏,如金·布和、韩·乌力吉、海·格日乐等。也有的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父名的字头,如苏·扎布、玛·巴特尔、陶·伊伦增、桑·扎拉森等。

①蒙古族原俄格德格氏,后多冠汉姓为宁氏,但亦有取谐音汉字为俄氏者。

②蒙古族原俄勒特德氏,后多冠汉姓为胡氏、白氏,但亦有取谐音汉字为俄氏者。

③蒙古族原俄勒斯特氏,后多冠汉姓为梅氏,但亦有取谐音汉字为俄氏者。

④蒙古族博尔济吉特氏,满洲镶黄旗扎鲁特部长巴克之子,博尔济吉特·俄齐尔桑,素受清太祖佟·努尔哈赤眷顾,授三等男,擢内大臣。其子博尔济吉特·楚勒袭其官,授二等男爵。其后裔有取祖名首字谐音汉字“俄”为姓氏者。

7、源于满族,出自满族俄尔吞部落,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满族俄尔吞氏,亦称额尔图氏,满语为Ertu Hala,世居黑龙江沿岸等地,后改汉字单姓为俄氏。

8、源于鄂温克族,出自鄂温克族俄尔吞部落,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鄂温克族俄尔吞氏,亦称额尔图氏,与满族共此姓氏,满语亦为Ertu Hala,世居敦达敦(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敦达高毕苏木)、明安额尔图(今内蒙古正镶白旗明安图镇)、黑龙江沿岸等地,后改汉字单姓为俄氏。

9、源于鄂温克族,出自达斡尔族俄嫩部落,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附载满洲八旗姓》记载:

达斡尔族俄嫩氏,亦称鄂诺氏、鄂内氏、鄂讷氏、斡难氏,满语为Eno Hala,世居黑龙江北境、鄂嫩河,后改汉字单姓为俄氏、鄂氏、敖氏、吴氏等。

南方割据是如何削平的?

北宋建立后,即面临统一分裂割据局面的首要问题。时北方有兵势正盛的辽朝和依附辽朝的北汉改权,南方则有各据一方的吴越、南唐、荆南、南汉、后蜀等小朝廷。宋太祖赵匡胤欲一统天下,却对如何削平割据而大伤脑筋,举棋不定。

起初,赵匡胤有意先出兵翦灭北汉,平定北方后再举兵南下,逐一除灭大江南北诸政权,为此他曾询问宰相魏仁浦:“朕欲征太原(今属山西),如何?”魏仁浦认为此举会“欲速不达”。他又征询武胜军节度使张永德“下并(治今山西太原)、汾(治今山西汾阳)之策”。张永德亦认为“彼兵虽少而悍,加之北虏(指契丹)之援,未可遽也。姑以间谍离虏心,设游兵以扰其穑事,待其困弊,乃可图耳”。诸大臣反对赵匡胤先攻北汉之策,是考虑北汉虽距宋朝很近,威胁很大,然其背后有契丹相助,灭此政权并非易事,况且宋朝初建,国势不强,力不从心。宋太祖见众臣反对,遂与心腹谋士赵普商议。

赵普(922—992),字则平,幽州蓟县(今属天津)人,后迁居洛阳(今属河南)。后周时,他曾于赵匡胤帐下供职,初为军事判官。赵匡胤出任同州节度使,他改任推官。其后赵匡胤移镇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南),他又任掌书记,一直充任赵匡胤的高级幕僚和重要谋士。他积极参与、策划了陈桥兵变,为赵匡胤黄袍加身,而被授予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宋建隆元年(960),他力劝赵匡胤立即发兵平定李筠之乱,并自请随御驾扈从,因功得迁至兵部侍郎、枢密剐使。同年,他再请赵匡胤速出兵平定李重进之乱,从而巩固了宋朝的统治。三年,被擢升为枢密使、检校太保。乾德二年(964),又替代范质任宰相,充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其间,他为扭转唐末以来节度藩镇飞扬跋扈,君弱臣强的局面,而建议赵匡胤收缴地方权利,深得赏识。正因如此,赵匡胤也常征询他对朝廷大政方针及治国之术的见解。

赵匡胤常爱微服私访大臣,故赵普每次退朝回到家中,不敢更换衣冠,依然身着朝服,以备皇帝突然来访,不致失礼。一天深夜,漫天大雪纷飞,寒气袭人。赵普以为赵匡胤必不会雪夜私访,不料忽听敲门之声,他连忙开门,却见赵匡胤正立于风雪之中。赵普忙行礼,将皇帝迎入屋中。赵匡胤告之赵普:“我已约晋王光义来你家中。”不多时,赵光义到。赵普侍奉他们坐定,便烧炭煮肉,又让妻子为二人斟酒,赵匡胤亲热地以嫂相称,君臣饮酒谈笑。

席间,赵普试探地问道:“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

赵匡胤道:“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

赵普又故意问道:“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成算所向。”

赵匡胤答道:“吾欲收太原。”

赵普沉思了许久,说:“非臣所知也。”

赵匡胤忙问其缘由,赵普慷慨陈辞道:“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边患我独挡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

赵匡胤听罢,笑着对赵普说:“吾意正尔,姑试卿尔。”赵匡胤雪夜访赵普,最终奠定“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战略,决定先用兵江南诸小政权,待统一南方后,再北上灭北汉,夺回辽占据的蓟(治今天津蓟县)、幽(治今北京西南)、云(治今山西大同东)等16州之地。此后,宋廷密切注视江南诸政权的动向,设法寻找出兵的借口,捕捉战机。并积极储备粮草,招募精壮,修缮兵甲,操练兵士,随时准备兵进江南。早在建隆三年九月。占据湖南的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危,临终前,嘱咐其子周保权,一旦发生变故,迫不得已时,可“自归朝廷”,即投降宋朝。周行逢死后,盘据衡州(治今湖南衡阳)的张文表起兵,袭取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又欲攻占击保权所在的朗州(治今湖南常德),企图取而代之,独霸湘湖地区。周保权一面派杨师瑶率兵抵抗,一面派人北上向宋廷求援。

赵匡胤即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调集各路人马,会师于襄阳(今属湖北),以讨伐张文表为名,出兵湖南。

宋军进兵湖南,须途经荆南节度使、南平王高继冲控制下的南平政权。此前宋朝使臣卢怀忠已侦知南平虚实,认为“高继冲甲兵虽整,而控弦(即军队)不过三万;年谷虽登,而民困于暴敛。南通长沙(今属湖南),东距建康(今江苏南京),西迫巴蜀(今四川),北奉朝廷(指宋朝),观其形势,盖日不暇给,取之易耳”。于是,赵匡胤又派使臣入南平,向高继冲提出宋军“假道”的要求。南平政权内部为此而争论不休,高继冲更是犹豫不决,束手无策,结果宋军未及南平同意,已兵临江陵(今属湖北)。高继冲见宋军压境,只得出城迎接。宋军不等他反应过来,其前锋已冲入城中,“分据冲要,布列街巷”,就这样,宋军兵不血刃,轻而易举平定荆南,得3州、17县、143500户。

宋军继续南下,进逼朗州。此时杨师瑶已击败张文表,平息了叛乱,因此周保权拒绝宋军入城。慕容延钊毫不理睬,依旧指挥大军攻入城中,生擒周保权。又镇压各处的反抗,迅速占领湖南,得14州、1临、66县、97388户。

宋占有荆湘,为统一南方开创了有利的局面,也直接威胁到盘据四川的后蜀政权。

后蜀皇帝孟昶对宋军南下,一举灭亡南平、楚政权十分恐惧。乾德二年(964),他派使臣北上勾结北汉,请求发兵渡黄河南下,自己则出兵自四川北上,占据潼关(今属陕西)以西地区,“使中原表里受敌”,牵制宋军,解除对后蜀的直接威胁。孟昶此举,恰成为宋廷出兵的借口,赵匡胤笑道:“吾西讨有名矣。”

十一月。赵匡胤派6万人马,分两路伐蜀:一路由王全斌、崔彦进、王仁赡等统领,自凤州(治今陕西凤县东北)南下,进攻剑门(今四川剑阁北);一路由刘光义、曹彬等统领,自归州(治今湖北秭归)逆长江西上,直攻夔州(治今四川奉节东)。孟昶即以其子孟元哲为元帅,与知枢密院王昭远指挥后蜀军队抵抗宋军进攻。不料,剑门一战,蜀军一触即溃,王昭远被俘。王全斌攻破蜀军防线,挥师进逼成都。孟昶见大势已去,被迫献城投降。不久,刘光义亦率兵抵达成都。至此,宋军前后仅用66天,即灭后蜀,而得州45、县158、户534039。

宋军平定巴蜀后,却大肆抢掠,屠杀后蜀降兵,激起四川百姓的反抗。三年,四川地区先后爆发上官进、全师进领导的蜀兵和百姓的反宋斗争。历时3年,方被宋军镇压平息。为安抚四川军民,赵匡胤下诏,将王全斌等将帅降职处罚,并肃正军纪,逐步稳定四川局势。

后蜀灭亡前后,占据岭南的南汉政权,正因刑罚严酷,滥杀无辜,加之赋役繁重,民不聊生,统治岌岌可危。大臣邵廷瑁认为宋军大举南下:南平、楚及后蜀诸国相继覆灭,宋朝“必将尽有海内,其势非一天下不能已”,建议后主刘鋠与宋通好。刘鋠非但不采纳,反而以谋反罪将其处死。其后,赵匡胤也设法通过后唐劝说刘镟归顺宋朝,亦遭拒绝。宋开宝三年(970)九月,赵匡胤令潘美统行营前军,尹崇珂为副帅,领大军讨伐南汉。宋军自郴州(治今广东韶关),敲开南汉北边的大门。四年正月,宋军再克英州(治今广东英德),逼近广州。

面对接踵而至的失利,刘鋠竟孤注一掷,调集全国军队救援广州,又于城外编竹木为栅栏,以阻挡宋军的进攻。潘美施以火攻。他下令征调数千民夫,每人手持两只火炬,待天黑以后,悄悄接近南汉军营。一声令下,万火齐发,刹那间,火光冲天,火借风势,广州城外一片火海,南汉后主抱头鼠窜。宋军趁势猛攻,杀死南汉兵士数万人,随即,破城而入。刘跟下令焚烧府库,正欲出逃海岛,适逢宋军追赶而至,束手就擒。宋军一鼓作气,继续攻占岭南各州县重镇,很快平定了岭南,得州60、县214、户170263。

南方诸割据政权中当属南唐最为强盛?然而五代末期,后周世宗三次亲征南唐,夺得江北、淮南14州、60县之地,与其划江为界,为此南唐君臣惊恐万状。自赵匡胤称帝后,南唐后主李煜便百般讨好宋朝,企图以此维持自己的割据小政权。出于战略上的需要,宋军在统一南方之初,也未与之宣战,但却与地处南唐东南的吴越政权结成军事同盟,以此钳制南唐,构成对它的包围形势。

灭亡南汉后,宋军进行休整。宋开宝七年(974),赵匡胤命曹彬、潘美为大将,统兵10万,自荆南乘战舰顺长江而下,开始了统一南唐的战争。

李煜自以为与宋结好而苟且偷安,军不设防,当宋军进入南唐辖境,沿江屯驻南唐兵士还以牛酒犒赏宋兵。及至发觉宋军翦灭南唐的意图,为时已晚。南唐池州(治今安徽贵池)守将戈彦弃城而逃,兵卒不知所措。宋军沿江推进,只遇到一些小抵抗,便顺利到达位于金陵(今江苏南京)西南的重要渡口——采石矶(位今安徽马鞍山东北)。为使大军渡江作战,宋军采纳江南人樊若冰(一作水)的建议,将大船串联排列,于江上搭建一座浮桥,使江北的宋军得以跨越天堑,进入江南。还在宋军搭建浮桥时,就有消息传入金陵,可南唐君臣却以为长江自古无桥,宋军此举不过是儿戏罢了,丝毫不予理会。待得知浮桥架成,宋军已顺利渡江时,国都金陵已陷入包围之中。此时,宋廷又约吴越出兵夹击。吴越派兵攻克常州(今属江苏),于润州(治今江苏镇江)与宋军会师,合兵围攻金陵。

南唐后主李煜虽身处重兵围困之中,仍梦想保全自己的地位,便委派大臣徐铉前往开封(今属河南),恳求赵匡胤缓兵。赵匡胤按剑厉声呵斥道:“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徐铉吓得魂不附体,仓皇退下。李煜见乞求不成,又欲殊死相拼,下令调集十几万军队急速救援,分别驻扎于金陵城内外。又令江西派兵增援,企图切断采石浮桥,阻截宋军后援,但均未奏效。

八年十一月,金陵被围已达一年,李煜再次派遣徐铉入见宋帝,恳请退兵,又遭赵匡胤断然拒绝。宋军在击败南唐援军及地方武装,并于金陵城下多次大败南唐兵后,终于攻陷城池。还在出兵南唐之前,赵匡胤曾专门召见曹彬、潘美等将帅,告诫道:“城陷之日,慎无杀戮。设若困斗,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因而宋军入城,秋毫无犯。后主李煜无计可施,只得投降。曹彬等令其写文书致南唐诸州县长官,命他们投降宋朝。诸州县多遵命而行,唯有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军校胡则杀刺史,据城固守,拒不从命。5个月后,被宋将曹翰攻破城防,死者数万人。宋朝彻底平定了南唐,得州19、军3、县180、户655060。

吴越王钱傲因出兵助宋进攻南唐,也曾得到宋帝的赞赏,得以“守太师,尚书令,益食邑”。及南唐灭亡,钱傲于开宝九年(976)偕子钱惟溶等入朝开封,觐见赵匡胤,并进献银绢、乳香、吴绫等物,其值数以亿万计,旨在恳请宋廷允许保留自己的一席之地。朝中自宰相以下官员均向赵匡胤奏请扣留钱傲父子,乘机出兵夺取吴越之地。赵匡胤未作应允,依旧允许他们返回吴越。待钱傲父子等辞行之时,赵匡胤“取群臣留己章疏数十轴,封识遣傲,戒以途中密观。傲届途启视,皆留已不遣之章也”。钱傲读毕奏章,悲喜交加,既对宋帝感恩不尽,又对宋臣的上疏恐惧无比。此后,他时时处处小心谨慎,倾心竭力亲近宋廷,百般殷勤顺从。

与吴越相毗邻还有一处割据政权,即占据漳州(今属福建)、泉州(今属福建)一带的陈洪进。在江南诸政权中,以陈洪进的势力最为弱小。为保全自己,不为其他政权所兼并,陈洪进积极与宋朝交往、靠近,并请求加封,而被赵匡胤任命为节度使。其后,他一直向宋廷称臣纳贡,保持着和睦友好的关系。正因如此,宋廷像对待吴越一样,未派兵进剿陈洪进。不过,陈洪进还是从宋廷对待吴越王钱傲的态度上,觉察到其中的用心和意图。因此,当赵匡胤去世,赵光义(是为宋太宗)即位后,陈洪进惶恐不安。宋太平兴国三年(978),陈洪进亲自入开封朝贡,并主动向赵光义献出漳、泉二州及所辖14县、151978户和兵士18727。赵光义授予陈洪进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

陈洪进的“纳土”,亦使先期到达开封城朝贡的吴越王钱傲坐卧不宁。在这种形势逼迫下,钱傲只好向赵光义请求罢免自己的吴越国王称号,解除天下兵马大元帅等官衔,并乞求允许自己返回吴越。但这一请求又遭到宋帝的拒绝。钱傲的谋臣崔仁冀告诉他:“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纳土,祸且至。”钱傲亦感到,仅去王号,免除官衔,而保留原有地位,绝非宋廷所能应允,况且此刻身处宋都,距吴越千里之遥,自己已被握于宋人手中,插翅难逃。他权衡再三,最终决定效仿陈洪进,向赵光义献出吴越所辖13州、1军、86县、户550686和115036兵士。赵光义欣然接纳了钱傲的献地,亦给予优厚的待遇,封他为淮海国王,其子钱惟溶为淮南军节度使、钱惟治为镇国军节度使。

至“陈洪进纳土”、“吴越归土”,最终结束了自唐末以来,江南诸政权并立的分裂割据局面,北宋亦完成其统一南方的战略,版图迅速扩大,国势日渐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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